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风靡全球的大背景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也需要迎头赶上。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已逐渐意识到，唯有发行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才能从根本上有效保障法定货币的市场地位。
10月12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国际电联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指出，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有价值锚定，能够有效发挥货币功能，且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这些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此外，法定数字货币还具有稳定货币价值功能。
何为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它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姚前从四个维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本质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剖析：首先，法定数字货币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其次技术上看是加密货币，再次实现上是算法货币，最后应用场景上则是智能货币。
“我们希望的法定数字货币应具备全新的品质，必将超越现有的电子支付工具，无论是私人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 姚前说。（以下观点仅代表姚前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
姚前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法定数字货币有价值锚定，此外，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
他指出，比起交易媒介功能，本位货币作为计价手段的功能是第一性的。作为计价功能，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对于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更是如此，货币需要有价值锚定，才能有效发挥货币的功能。
回顾历史，各种货币形态均有价值锚定，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锚定来源于物品本身的内在价值，金本位制度下，各国法定货币以黄金为价值锚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法定货币虽不再与黄金挂钩，但却是以主权信用为价值担保，到了法定数字货币时代，这一最高价值信任将继续得到传承。
此外，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身就是信用，实质上发行主体信用的证券化，具有金融属性，货币创造过程既是一种信用创造过程。
姚前认为，货币的信用创造功能，对于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金融危机时刻的流动性救助，对于防止危机传染，助推经济快速复苏有着重要的意义。反观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货币，他们的价值来源目前来看是投机因素居多，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除了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价值锚定”、“信用创造功能”两大优势外，姚前还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稳定货币价值功能。
“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有效的负利率政策将成为可能，中央银行可能不再需要设定通货膨胀率缓冲（通常为2%），理论上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可降至0。从这个角度看，法定数字货币或有助于改进法定货币的价值稳定。” 姚前说。
姚前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技术上看是加密货币。具体而言，在法定数字货币本身的设计上，需要运用密码学理论支持法定数字货币特定的表达形式，保障数字货币的可流通性、可存储性、不可伪造性、不可重复交易性与不可抵赖性等特性。
在法定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需要运用加密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信云技术、芯片技术等保证端到端的安全，防止被窃取、篡改、冒充。
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用户体验上，需要结合隐私保护技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在为用户提供不同于传统的点对点支付体验的同时，通过隐私保护进行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避免敏感信息的泄露，且不损害可用性。
在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方面，利用法定数字货币“前台资源、后台实名”的特性，通过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来管理相关数据使用权限，确保大数据分析等监管科技有用武之地。
近年来，加密货币理论在实践上的实验成果日渐丰富，自比特币问世以来，各种替代加密货币层出不穷。目前一些国家的央行也都基于分布式账本（DLT）技术进行央行数字货币试验。
不过在姚前看来，现在看DLT技术取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还为时尚早，法定数字货币对区块链技术的借鉴不能生搬硬套，且不说该技术本身还有成熟度的问题，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改造的基础上选择应用，应是更重要的考量。
他认为，英国RSCoin的设计理念值得参考，该系统站在中央银行视角，不拘泥于区块链技术，力图实现一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可扩展的加密数字货币。
至于如何理解法定数字货币在实现上是算法货币，姚前认为，其包含了3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上，采用各种加密算法来保障安全可信的同时，为将来的新型算法也预留一些特殊字段。二是在货币的发行环节上，法定数字货币设计上有可执行脚本的考虑，将来可以使用预设可靠的算法规则来进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算法规则，理应是一套能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让货币供给充分适应宏观经济多变量环境变化的智能规则。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看，有可能是一套精致的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AI）模型。三是可以运用大数据对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货币运行规律，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分析等干预需求提供数据支撑。
姚前指出，预计未来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通过预设可靠的程序与算法规则，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由经济系统自发、内生地决策货币供应量，自动发行和回收货币将成为可能，中央银行的角色或许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量的决策者，还是货币发行算法规则的设计者。
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人工智能科技技术正在快速融入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颠覆着传统金融业态。
货币也不例外，姚前指出，法定数字货币不仅是简单的将货币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货币变的更加智能化，与信用卡、银行储蓄卡、电子支付等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将会呈现出全新更好的品质，货币用户体验变的更加智能。
在中国，由于电子支付等私人支付工具非常发达，无现金社会、无现金城市等词语频频出现，姚前指出，商业银行必须深入思考狭义银行以及退为资金批发商和系统后台的可能性。按常理，零售端的支付工具本该由央行数字货币为主来实现，但私人部门已经捷足先登，一方面私人部门的支付能力值得称道，另一方面央行应该奋起直追，数字资产的世界里，怎么可能没有数字法币？无论如何，中央银行发行零售端数字货币，对于健全社会支付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以及加强央行的货币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姚前指出，目前，学者们已经敏锐地感知到，货币形式的数字化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能发挥有效作用，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今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研究了电子货币系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沿着他的思路进一步论证，可以发现，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可编程性将会让货币政策执行变得更加智能，更加有效。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畅想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四个维度，目的就是为了取法乎上，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但有一点必须声明，那就是这个大目标是需要分步实施的，客观上讲上述四个维度的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落地的难度看，似乎一个比一个大。实际上，目前各国探索的所谓数字货币，还是在提高支付效率上下功夫，中国因为有电子支付，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的挑战似乎不是效率有问题，而是需要兼顾效率和安全，既提倡创新也注重风险防范，在弥补零售端数字法币缺失的同时做好私人支付工具的监管。因此优化现阶段的电子支付工具，再逐步探索法定数字货币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应该是比较稳妥的路径选择。这也契合当前技术发展的进程，比如尽管目前数字货币的编程性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这个方向的探索也非常重要，但很可能是下一阶段的工作。”姚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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