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我偶然收到安老师的微信。她告诉我，我们曾一起供职的公司被收购了，拿到补偿金离职后，她正好进入了一段职业空窗期，想找我聊聊之后的工作方向。
我们曾一起在一家数字货币公司供职。2017年9月，央行、银保监会等国家部委突然决定，禁止中国境内的一切数字货币交易行为，并且关闭国内营运的所有交易所，市场一片兵荒马乱。许多人都在那时匆忙选择了离职，而安老师仍然留了下来，负责交易所的清退工作，直到公司最终被收购。
那天的饭吃得有点沉闷，安老师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公司被收购以后，大部分人都选择拿遣散金走人，我随口问了几个相熟前同事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虽然都没有留在被收购后的公司，但兜兜转转，还在数字货币的圈子里。
“这圈子的人不大容易走，虽然如今的形势确实不是很好。”她说，“但其实现在的市场还算野蛮，机会倒也不少。”
2016年秋天，在游戏行业摸爬滚打了一年多一无所获的我决定转行。在确定了自己其实也并没有其他一技之长后，我决定还是试试自己的老本行——数据分析师。
在网上贴了简历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电话。对方开门见山地说他们是一家比特币公司，急需一个数据分析师，让我第二天就去面试。
那时候距离比特币被发明已经有7年了，但在中国，它还远远算不上知名，我自己对此的了解也是寥寥，只知道这是一种号称能“成为未来世界通用货币的虚拟币”。
但我对它却颇有好感，可能是因为它的“科技感”，也可能是因为曾经喜欢的一位作家在比特币行业“吃螃蟹”，从而达成了财务自由。
总而言之，那时候我确实是相信的，比特币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货币。
第二天到了公司，负责面试的就是安老师。
她告诉我，现在公司正在准备上线新的比特币交易所界面，为了“让数据驱动运营决策”，因此从获客到引流、验证、转化，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数据分析，确保能让尽可能多的客户顺利完成注册程序，进入到交易所中来——这也是我最初的工作任务。
分析引流数据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只需要在每个流程点埋好检测代码，然后每天看一下各个环节检测到的数据。如果有哪个环节的数据低得不正常，就用鼠标热力图之类的辅助工具检查一下网页设计，如果能发现不合理的地方，直接提交给UI设计师就行了。
“引流需要这么注重用户体验吗？”我问安老师，“如果币一直涨的话，用户怎么样都会来交易的吧。”
“早些年确实不需要这么注意，”安老师摇摇头，“我们交易所起步早，所以那时候用户体验差一点也没关系——甚至用户还会帮我们做注册流程的教学视频。但是现在同行多了，用户的选择也多，也算是逼我们做改进吧。”
“那我们的用户多吗？”
“从数量上看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占的比例也不算少了。最近的新客户增长量很大，这也是我们在抓紧推新交易所界面的原因。”安老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至于新交易所效果如何，就全靠你的数据来做评判了。”
“就这些？”
“你先把这事情做好再说其他的吧，”安老师笑笑，“另外，送你个入职的小纪念品。”
安老师交到我手上的是一个小小的橙色塑料圆牌，比一元钱的硬币整整大了两三圈，粗看有点像赌场的筹码，正面印着公司的LOGO和“1K Bits”的字样，背面有一条长长的镭射不干胶。
“公司铸的‘mint’ (实体比特币)，把后面的不干胶揭开，然后把下面的码输进线上钱包就行了。你这个是1000bits（0.001个比特币）的，不多。”
我向安老师道了谢，仔细地把它收了起来。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又陆陆续续收到过几个不同面值的mint，大部分被我在交易所卖掉了。只有入职时发给我的这个，一直未曾打开。
入职第一天安老师交代完任务，已经中午11点过了。我从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整个房间里吵吵嚷嚷的，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叽叽喳喳地分一大堆肯德基。
“你是今天新入职的同事吗？这个给你。”一个女孩子跑到我面前，递给我一袋炸鸡翅。
我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来，她大概看出我的疑惑，又补充了一句：“吃吧，没事，客户给的。”
原来，自从2013年底开始，央行就发文禁止第三方支付对接比特币机构。为了解决客户充值买币的问题，交易所便以其他皮包公司的名义，开设了几个企业账户作为资金接驳——也就是说，客户先把炒币的资金转入接驳账户，再由客服部的同事按照记录，一笔一笔地打进交易所的对应账户里。
这种间接充值的方法虽然名义上避开了监管，却也让用户的到账时间变得非常慢。
安老师说，客户的一笔充值平均要两天才能到账，如果中间安全验证环节出了问题，甚至会延长到六七天。在币价涨得快的时候，有的客户是等不起这么几天的。而今天，就有一个客户专程从苏州赶过来，还给客服部的同事们买了肯德基，只为了能让他刚刚充值的人民币立刻进入交易所的账户里。
我抬头看了看门外，发现走廊里确实有个男人在徘徊，时不时往我们的办公室张望。从苏州到上海虽然不远，但专程为了这个跑一趟确实有些罕见。很快，客服部的同事做完了流程，他便转身匆匆离去了。
“应该是大户。”看到我探究的表情，安老师说，“小散不会为了两天的时间这么大费周章。”
安老师说，比特币市场是小盘子，只要持币几百个就可以算大户，像我们整个交易所一天也就千把个币转手。也正因此，大户格外容易撬动市场的走势。这些大户都是币圈沉浮好几年的老油子，消息灵通，一掷千金，不但交易所要把他们奉为上宾，小散户买进卖出，往往也跟着他们的操作。
“玩多了你就明白了，比特币市场现在就是少数人的游戏，跟紧他们才有汤喝。”她最后总结说。
新人入职三把火，那几天我加班加点，3天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周半的任务。安老师非常满意，却也没有再安排更多的任务给我，只是让我“多熟悉业务结构，为日后的工作做些准备”。
大概半个月后，我总算弄懂了公司的业务构成：业务主要分成两块，分别是“矿池”和“交易所”。矿池是矿场的联盟——因为全球的挖矿算力不断上升，单个的矿场仅凭借自己手上的一点算力已经很难挖到币了。因此小矿场们往往会联合起来，依附在企业运营的矿池下，以期能享受到固定的交易分成，比如我们公司矿池的各个小矿场，都是靠着商务部的同事，从四川到内蒙一家一家谈来的。
而比特币交易所是公司的核心业务，由“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组成，每个市场又有人民币和美元两个交易入口，分别面向来自国内和海外的用户。由于比特币价格涨跌幅度巨大，又是7*24全年无休的交易，因此大多数用户都会选择风险较小的现货市场，以期赚一个相对而言的“安稳钱”。
期货市场则完全是另一个景象，除了币价的波动之外，允许客户动用高达20倍杠杆的设置，这也令整个比特币期货看起来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豪赌。“如果风险承受能力不行的话，最好不要赌期货。”在第一天向我介绍业务的时候，安老师就这么说。
“是因为——很容易亏吗？”我问。
“一般来说看你的杠杆起得有多高了，反正越高越容易爆。技术部那边的小杰曾经有一次，赚了超过10万，结果一时疏忽，半小时没盯盘，一波急跌的时候没加住仓，直接就爆了。”安老师耸耸肩，“反正我是不太炒期货的，我建议你暂时也别做这个。”
2016年底的时候，整个中国币市都在经历着一场狂热的前奏，币价飞涨的市场就像漩涡，将尚且懵懂的新人客户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运营部的数据后台上每天都会记录下五六百个新用户，安老师后来告诉我，她来这里已经两年多了，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疯长的用户数据。
我们的用户分成好几种类型，除了大户和业余炒一两个币的小散户之外，造访我们交易所最多的，其实是“自动炒币机器人”。在这之中，又属做“高频交易”的机器人最为显眼。
2017年前，中国的比特币交易所都不收取交易手续费，这给了高频机器人极大的便利。而我们交易所里，也挂着好几个高频机器人日夜不断地执行交易程序。多的时候，一个机器人一天三五万笔是常事。
另外，“搬砖”是机器人的另一种较受欢迎的玩法。那时候，全国像我们这样的比特币交易所统共有六七家，但是不同交易所的币价却不尽相同。“搬砖”玩家会在每一家交易所里开好账号，当其中一家的币价先因为大笔的买进而上涨的时候，他们的机器人会马上在这家交易所里卖出一些比特币，再趁着价差短暂存在的时候，立刻从其他交易所买进相同数额的比特币；而下跌的时候则采取相反的先买后卖操作。这样，无论涨跌，都能在保证手里的比特币始终不变，还能通过这种套利方式挣出额外的钱来。
相比起纯考验交易算法的高频机器人，“搬砖”更加旱涝保收，只要币价不是横盘（指比特币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波动幅度小，无明显的上涨或下降趋势），就总有的赚。
最后一种用户被我们称为“三妹”，这是最特殊的一群客户，他们每个月买进大笔的比特币，却从不在意涨跌，只关心自己刚买的比特币能不能马上转账到其他账户上去。后来，在带新员工熟悉业务的时候，客服部的经理老贾告诉我，“三妹”们其实并不炒币，他们都是一个被称为“MMM金融互助平台”（以下简称“3M”）的金融骗局的参与者。
根据3M的规则，入局的玩家要先向别人“提供帮助”。也就是要在规定时间内，把一笔钱打到一个指定的账户上。然后在下一个月，他就能收到别人的“帮助”，数额是之前“提供帮助”的130%，如此反复下去，一直到整个系统拉不到足够的新人加入，整个游戏崩溃为止。
这实质上是个经典的庞氏骗局，想来操盘手是为了逃避资金流向的监管，因此选择了用比特币作为“帮助”的手段，而大批入局的“三妹”，也变成了我们的客户。
“你们怎么知道客户是不是‘三妹’？”后来有一天我问老贾。
“他们有一套特殊的话术，一听就知道。”老贾说，“2015年国庆一过就开始了，张口就是‘老师，请问我们买的比特币什么时候能转到xxx的钱包地址？’那时候我们都挺惊讶的，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礼貌的客户。后来和他们熟了，问了才知道是做这个的。”
“既然是庞骗，那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拦在外面呢？”我问。
“我们之前确实想过要不要禁止他们进场，最后讨论下来还是算了。毕竟国内好几家交易所，我们不放别人也会放。而且，让他们进来的话，我们交易所的数据还能好看一些。”
我点点头，却又想起了新闻里金融骗局的受害者拉横幅维权的场面，“那等到他们发现被骗了以后，会不会打电话来骂我们啊。”
“从来没有过。”老贾想了想，又说，“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3M的盘子我知道的都崩了几个了，但是还是有新‘三妹’的电话不断打进来。一开始客服还会好心提醒一下注意金融风险，后来也就不劝了。人太多，没意思。”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轻松的，只要每周能交出一份看上去还可以的数据报告就行。所以大多数时候会和同事们聊聊天，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如何炒币。
公司并不禁止员工上班炒币，因此，大家工作的时候开着电脑看币价走势是常有的事，领导即使看见，一般也不会干涉。技术部的同事对交易引擎这一套驾轻就熟，一上班就一口气开上好几个自己写的机器人，高频的高频、“搬砖”的“搬砖”，玩得不亦乐乎。而我们运营部大多数人都不太会编程，所以只好做个小散户，每隔一两个小时手工盯一下盘，估着价格做几个买入卖出的挂单而已。
“我们这么手动买卖，效率可比技术部那边低多了。”看着安老师手动往交易所上挂单，我忍不住说。
“真追求效率那只能靠期货市场了，你去找阿迪取取经呗。”
阿迪是我们部门玩期货的唯一一个人，他的交易风格非常独特，每天只投入小几千，一旦盈亏到300块，就立刻抽身走人。但阿迪令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亏300块的时候非常少；更多的时候，连半天都不用，都会300进账，然后清仓退场，开始安心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阿迪炒期货其实也没什么技巧，唯一的策略就是“跟”：因为负责联络大客户，他知道我们交易所很多大客户的账号。每天一上班，阿迪就会习惯性地看看几个大户的交易情况，大户做多，他就跟着做多；反之亦然。
相比起依靠大户做晴雨表的阿迪，安老师则表现得更像一个理论派，全靠自己盯盘，看K线和走势。有一天午休的时候，我问安老师现在入场还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还可以买。”安老师的回答毫不犹豫，“现在这个势头，估计还在第三浪（股市波段理论中，第三浪往往是持续时间最长，上涨最强的一个波段）上，只要有闲钱就买。”
看着同事们买的币每天一个劲儿地往上涨，我终于也有点忍不住了，权衡再三，从卡里拿了500多块钱，准备自己也去“搏杀”一把。但买什么好呢？那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我入职时候一个币3000多块人民币，涨到了6000出头。思来想去，我另外找了一家交易所，以76元一个的价格，把500多块钱全部换成了以太坊（市值第二高的加密货币，仅次于比特币）。
说来也是奇怪，这500多块一投进去，我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每过5分钟就忍不住去看一下当前的币价，尽管数额变化不大，但币价板上每一次的红绿转换都让我心惊胆战。两天之后，我终于难以忍受这种每天提心吊胆的感觉，趁以太坊涨到85块的时候一把全部抛了个干净，才终于松了口气。
没想到，过了两个星期不到，我随手再打开那家交易所的时候，发现以太坊已经涨破110元了。
后来我把这事情告诉安老师，出乎意料的，安老师没有像想象中一样安慰我，只是平淡地说：“落袋为安就好，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能涨到什么时候。”
“但之前你不是说还在第三浪吗？”
“那是放任它自己涨价，但是如果涨得太快，变成了金融风险，那就不一样了。前几年也有过这么一次，是什么结果你知道的。”
安老师说的“前几年”指的是2013年的年末。那是中国比特币市场的第一个高潮。
那个冬天，高歌猛进的中国玩家曾经把比特币的价格炒到1200美元的顶峰。但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随即央行牵头国家五部委发布通知，表明“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通知发布之后，比特币的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60%。
而这时候，币价已经突破8000元了。我们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什么时候币价会开始转跌，跌的时候会跌多狠，谁也说不准。我们自己开玩笑说，现在所有人都像笑话里讲的那个失眠的人，在等着楼上的邻居把第二只鞋子重重地丢下来。
很快，新年如约而至。我们谁都没想到的是，第二只鞋子是和2017年的钟声一起来的。
2017年1月6日那天，公司组织外出看电影。电影还没散场，我的手机就开始猛震，我悄悄打开来看了一眼，好几个比特币群里都在反复发着相同的一条新闻：“为规范金融秩序，提示可能出现的法律和政策风险，央行等部门在京、沪约谈了主要交易所负责人。”在新闻随后指明的几家平台中，我司赫然在列。
等我们回到公司的时候，最大的会议室早已人走茶凉。只有公司大显示屏上红色的币价（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币价表示方式一般和美股相同，即绿色为涨，红色为跌）在不断地下滑。不过一场电影、短短3个小时，已经从8600滑落到了6800。
我看了看办公室，同事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应该是在讨论这次突然的约谈。但坐在电脑前或拿着手机紧急卖币的人却不多——大概是两三天前的最后一轮暴涨让大多人留了一个心眼，没有把大半身家留在币市里同归于尽。
到了晚上，突发的震惊过后，炒币群里的声音慢慢地杂了起来：有重仓的客户哭诉说自己炒币的钱大多是借的，“裤子都快输没了”；有念叨着“听说OKCoin（中国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有个人一下爆了3000个仓，我这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安慰自己的；有炒币多年的老油条说着“2013年比这跌得还狠，不也涨上去了吗”，在群里拼命给群友打气；还有一些损失特别大的客户，认定这次大跌是“黑交易所搞的鬼”，怒气冲冲地要来“讨个说法”……
至于我自己，倒是一半轻松一半担忧：轻松的是，在那次以太坊之后，我再也没炒过币；担忧则在于，我实在难以预料，这次事件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而属于我们公司的麻烦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
客服部的同事说，第二天就有一个客户连哭带骂地打来电话，先是说自己炒币亏掉了100多万准备买房的钱，跟着就骂我们是操纵币价的黑心交易所，还说马上就要“揭发”上电视，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我们也很紧张，但部门老大却很镇定，“我们本来就没有操盘，就算告上天去也没用。”
“网上怎么说，你们不用管，只要在监管部门面前交代好就行。”
尽管如此，为这件事我们还是忙碌了一段时间，我们特意从后台调了那位客户全部的交易记录，公司还在这份记录上专门出了一份报告，特别强调了交易所从来没有操盘行为，用户的损失纯粹是因为不顾交易所的风险提示，盲目提高杠杆的结果。报告交上去之后的几周，我们都没有等到监管部门对这份报告的进一步征询，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
暴跌之后，交易所随即下线了期货市场和美元交易，为了填补因为关闭期货市场而减少的收入，公司决定，对于现货市场的比特币交易，每笔双向收取2‰的手续费。除此之外，对于新注册的用户，还要实行时间更长、尺度把控更加严格的身份审核。
那段时间，虽然我们的工作一切如常。但整个交易所的交易量，却在肉眼可见地一天天萎缩下去。最先逃跑的是“高频”和“搬砖”用户，炒币机器人迅速衰减，原来一天能跑5万多笔交易的账户，现在每天只能做2000-3000单。大多数小散户们在之前的暴跌中损失惨重，只好选择黯然离场。即使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客户，大多也被长达7天的身份审核流程折腾得耐心丧尽。一来二去，竟然还是只有既不关心涨跌，也不在意手续费的“三妹”们还坚持留在交易所里。
交易量暴跌之后，我们的工作也随即变得清闲了很多。币价虽然好过我们的想象，一番跌跌撞撞之后还是勉强稳在了7000出头的价位上，但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毫无希望的横盘。尽管在年会上，老板仍旧一如既往地鼓励我们“明年将会有更多的机遇”，还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厚的“阳光普照奖”——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足足0.1个比特币，但大多数人私下里都悄悄地认定，币市的又一个寒冬应该已经来临了。
然而事实证明，2017年年初的这段平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币价的暴跌和央行更加严厉的管控，让我们都以为这是3年前的历史重演，是又一段漫长低潮的开始。但那时我们实际所面对的，其实是中国数字货币市场最后一次疯狂的暴风雨前的宁静。
转眼便翻过农历的新年，比特币的价格还是毫无起色，等到2017年2月下旬的时候，公司的人事主管突然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表示：“由于公司业务调整，很抱歉运营部需要砍掉数据分析师这个职位。”
离职通知虽然有些突然，但我却并没有太过意外。因为从去年12月底开始，公司就已经开始裁员了，从研发到运营，陆陆续续有同事拿着离职交接单从我身边经过。
“可能这个行业真的不行了吧。”办完离职手续，离开公司大楼的我这么想着。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同为主流数字货币的以太坊和莱特币，竟开始按下葫芦浮起瓢。而随之一同走进人们视野的，还有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数字货币，这些被称作“山寨币”的，很多刚刚发行就开始暴涨，有的竟然在短短几天里就能翻上将近20倍。
那段时间，只要随手点开一个支持“山寨币”的交易所，首页上都是一片绿色，令人目眩。其中一家甚至别出心裁，在交易页面上开了一个聊天窗口，供“币民”们匿名聊天。无数的口号滚滚而来，令人心情浮动：“不要看，就是一把梭！”“一币一嫩模，输了再干活！”
后来我悄悄问了以前技术部炒币资格最老的杨哲，他告诉我，相当一部分的山寨币都是骗钱的。
杨哲说，大爆发的一批山寨币里，好些都有问题。有些币的开源代码纯粹就是抄比特币、以太坊这种成熟数字货币的开源代码；有些币的代码里还有恶性BUG，在“挖矿”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被卡死；还有的币甚至连开源代码都不完整，ICO白皮书（区块链项目首次发行代币，描述项目技术内容的文件）也没有，就先在官网上开始了“初次众筹”。至于交易所，自然也不会为山寨币的信用背书，他们只提供交易平台，盈亏都是用户自己的事。
在那一段时间里，热钱从比特币资金池里快速抽离，纷纷涌向山寨币的交易盘口。而以公司为代表的头部交易所向来比较持重，不太愿意冒险上新的山寨币，因此那段时间，整个业务交易量都比较低迷。
禁不住各路数字币涨得让人眼红，我决定再进一次场，趁着山寨币价格虚高的时候捞一把快钱。于是，我买了好几种山寨币，结果只用了短短几天就翻了一倍。我原本想见好就收，但每次卖出之后，看到继续上涨的币价，又难免心旌摇动，终于忍不住咬咬牙继续往里加。幸而那时候我刚刚工作不久，经济能力有限，前前后后，也就只放了几千块钱在币市里。
2017年的6月，公司决定开始在交易所上线一种叫“ICOcoin”的新币。
安老师后来告诉我，这个决定让当时公司的不少人都有些吃惊。毕竟在头部交易所里，我们公司也是以交易决策谨慎和保守出名的。
币圈有句说法，叫“金比特，银莱特”，是指比特币和莱特币这两种数字货币因为相对技术成熟、生态完善，更值得信赖，公司交易所长久以来也一直只支持这两种币的交易。可此时突然要上一个从未听闻的新币种，大家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后来他们才知道的，这个“ICOcoin”的发行方，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原来的老创始人离职后二次创业的团队，因此这次令人意外的决策，多少也有这层关系的原因。
和其他的新币类似，ICOcoin以2.3元左右的发行价上线之后，只经历了为时不长的下跌和横盘，很快价格就开始节节走高，到了8月底，币价已经翻了5倍不止。听说那段时间，公司收取到的交易手续费，一度比从比特币和莱特币市场获得的还要多。
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9月前后，政府监管的第二记重拳就来了。
2017年9月4日，央行等国家七部委再次下发了禁令，完全禁止数字货币在中国境内的交易行为，同时定性数字货币初次发行前的代币众筹为非法集资。一时间整个币圈风声鹤唳，山寨币的瀑布当场一泻千里，而那些原本就是为骗钱而生的“空气币”，则纷纷乘机卷款跑路。仅仅只过了几天，我曾经花几千元买下的山寨币，价格就已经跌到了不到300元。
不久前刚刚上市交易的ICOcoin也在劫难逃。尽管为了提示风险和防止市场瀑布，交易所在9月2日就发布了通知，中止ICOcoin的充值和交易业务，同时提醒ICOcoin的投资者抓紧时间退出和提现。但根据“9.4”国家七部委的精神，“已完成ICO融资和发行的新币要进行清退”，因此，大多数的ICOcoin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被清退的命运。
安老师说，她从公司离职前的最后几个月，每天几乎只有一件事，就是一个一个地给客户打电话，把他们遗留在交易所里的数字货币按照市价折算成人民币、退到客户的银行账户里。比特币和莱特币的清退工作并不困难，客户一般很爽快就把货币转进海外交易所，问题还是出在了ICOcoin身上。
因为ICOcoin官方决定，ICOcoin会按照0.9元/个的私募价格进行清退，而这个价位远远低于用户的预期，因此客户对于清退十分抵触。“你知道，很多用户其实是在8块、9块这样的高位接的盘，现在清退下来只给9毛钱。很多客户就直接在电话里……就是情绪很不稳定，说这种价格根本没法向家人交代。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一个多月都在网上骂，连着我们交易所一起，直接说我们是骗子。还有客户直接找上公司来，那时候专门招了几个保安，每天办公时间就守在公司门口，我们甚至出门上个厕所都要叫他们护送。”她补充说。
那天吃饭，我们又聊起了阿迪和小杰，安老师说阿迪已经离开上海回广州了。公司被收购后，作为老员工，他拿到了不少遣散费，再加上之前工作时候跟着大户赚的钱，应该够自由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心思更活络的小杰则转身开始了创业：他拉了一些之前认识的同事和朋友，组成了一个开发数字货币钱包的小团队，听说运营得还不错。在最近上海的几次区块链会议上，还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而消息更加灵通的杨哲则离开得更早，早在政府出台禁令之前便离开了公司。对于早年留日，在东京颇有些人脉的他而言，早已承认比特币合法的日本无疑是个更好的选择。离开之前，他还请我吃了个饭，“公司早就不行了”，席间他说。
杨哲说，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公司的管理层就已经无心运营了，只想快点卖掉公司拿钱走人。2017年前半年，他曾经为公司牵过一次线。那时候比特币的合法地位刚在日本确立不久，DMM18（日本最大的成人线上销售商）的业务代表就通过杨哲找到公司，希望能买下公司的矿池冠名权。但那次会议上，公司CEO却提出了一个日方完全无法接受的提案。
“他们说他们已经不想再运营下去了，只要72亿日元，整个公司全部拿走。”杨哲向我这么复述，半是不屑，半是无奈。
后来，我也把这件事讲给安老师听，安老师先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片刻之后才说：“其实他们的这个想法，从2016年就开始了，所以——谁会感到吃惊呢？”
“这几年公司一直不赚钱——不管是之前收持仓费的时候还是后来收交易费之后。公司的开销挺大的，一直是靠风投的钱在撑着，也确实找不到盈利的办法。”安老师不无感慨，“所以他们不想做下去了，之前的几年确实挺怀念的，但是现在怀念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候我才明白，有许多在我离开之后，才慢慢变成公开的秘密的事情，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伏笔。不知怎么的，我又想起了入职的时候，安老师送给我的那枚橘色“mint”——听说作为老东家的绝版纪念，已经在小圈子里炒出了远远高于它所包含币价的价格，但我想我大概再也不会打开它了。
被收购之后，之前的同事大多都离开了公司。再后来，又听说老创始人重新将公司收购了回来，带着整个团队搬去了杭州，除了主营境外交易所外，同时也兼做“数字货币托管、贷款等创新交易”。
后来，安老师又在微信上找我，拉我进了一个微信群。那是她入职的新公司，我翻了翻公司简介，是一家“提供区块链科技金融解决方案、输出区块链技术”的服务商，毫无疑问，还算是币圈公司的一员。
“这圈子的人不大容易走。”我又想起安老师之前跟我说过的话。这么说来，相熟的人里，最后真正离开币圈的，我应该就是唯一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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